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九部法律同步废止。

从生前到身后，从财产到人身，从物质到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民法典全文1260条、10万多字，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和附则七编，是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条文数最多的法律。

没有民法典时，法官审理民事案件，只能在卷帙浩繁的单行法律中寻找依据。繁琐不说，条文之间还可能相互冲突。民法典为民事案件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有助于解决“同案不同判”等问题，为实现民事领域的公平正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创造性地将人格权有关规定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看来，人格权制度勃兴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辉认为，人格权编体现了时代特色。“以前，人格权方面的需求更多停留在财产物质的层面。现在，我们更讲究生活的品质。作为高级动物，人有思想，有社会交往，这些都是超越财产的。在物质生活层面得到一定满足后，我们肯定会追求更超脱一点的层面。”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10次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据有关学者透露，其中近80%的内容针对婚姻家庭编。

回应社会关切，婚姻家庭编进行了诸多立法创新。如民法典第1043条创新性地规定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龙翼飞认为，在夫妻关系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条法律规定对于婚姻家庭成员而言，起到了思想指引、行为导向和制度约束的作用。

物权编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是财产权保护的基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负责人介绍，立法机关在民法典物权编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基层群众最关心的是小区相关问题。

民法典相较于物权法，降低了业主共同决议形成的门槛，有利于共同利益事项及时得到处理。只要业主大会召开符合法定条件，专有部分面积占比1/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1/3以上的业主表决同意，即可通过一般决议；专有部分面积占比1/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1/2以上的业主表决同意，即可通过特别决议。

诚实、平等、信用、自愿等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跟合同打交道，无论是去餐厅吃饭、到商场购物，还是乘车、就医，都涉及不同性质的合同。因而，合同编在民法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共526条，占总条文数的41.7%，是体量最大的一编。既包括民事合同，也包括商事合同，体现了“民商合一”的思想。

实践中，情势变更情形广受关注。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巨大影响，大量企业在合同履行上出现障碍。若该影响使得合同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变得异常艰难（如显失公平），则该当事人可以与另一方进行协商，对带来的影响做出新的安排。如对方不愿意，则履行艰难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当事人利益关系做出变更。

近年来，城市住宅小区、临街商铺等屡禁不止的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被称为“城市上空不能承受之痛”。为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将高空抛物列入违法行为。

首先，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这有助于形成对当事人行为的指引。其次，明确一旦发生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同时，新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应依法及时进行调查，查清侵权人，有助于打消其侥幸心理，为实质公平提供可能。再次，仍难以确定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物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风险无处不在，因各种风险给受害人造成损害该如何救济？“侵权责任编独立成编就是为了回应该需要，强化在风险社会对受害人的保护，对侵害人的制裁。”在王利明看来，民法典回应了风险社会的时代需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同于侵权责任法只规定了环境污染的责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专门增加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完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责任体系。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回应时代要求的必然立法选择。

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是继承的两大方式，后者更能体现被继承人分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即其真实意思表示。考虑现实环境，民法典第1136条对打印遗嘱的效力予以承认。“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这么做，是为了确认是否为最后一份遗嘱，也就是最具效力的一份。

关注民法典，就是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把纸面上的法律转化为现实中的治理效能，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制度保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本报记者 管筱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