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腐败易发多发期，腐败蔓延之势始终没能控制、遏制。就任中央纪委书记后，王歧山便确立了目标：准备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为党风的根本好转打下基础。并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本，为治本赢得时间。如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成为新版反腐败五年规划的一个明确目标。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客观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但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目标，第一步就必须要扭转这个趋势，遏制腐败态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只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好的开始。从老百姓、专家，甚至国际上的评价，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反腐力度加大了，二是作风建设能感受到一些效果。其实过去一些年我对反腐败的信心越来越耗散，但这一年时间里，我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我信心恢复了，但不盲目乐观。这一年中央非常重视治标，但治标要进行到底才有效。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巨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我相信领导人这次的决心够了。但要解决我们这个长久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确实是不容易的，最终还是要靠改革。

　　改革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在反腐败上也不例外。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反腐败方面的改革，都写在三中全会的《决定》和新版反腐五年规划里：一方面集中于反腐败的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是与治理腐败相关的全面改革。比如在政治反腐败方面有很多重要的提法，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其中之一。

　　当政府使用治理这个概念时，有一部分当然是传统的治理，强调的是管理，比如环境治理、综合治理。但我们应该更多强调“治理”的现代化。衡量一个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几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法治，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三是效率，即治理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四是协调，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反腐方面，我们也进一步地推进，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人类制度的发明，我认为最重要、使用最广泛的一项制度就是供求、竞争，就是市场制度。这项制度在各领域广泛运用，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也包括反腐败领域。过去我们在治理腐败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入市场竞争，在经济领域减少政府之手，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有利于反腐败的改革。推进这些改革，首先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很重要，从世界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俄罗斯反腐败就很大程度上依靠总统普京反腐的决心。

　　自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以来，其反腐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时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前农业部长斯克伦尼克、时任彼尔姆边疆区政府主席帕诺夫、时任俄罗斯电信公司总裁普罗沃托罗夫，以及俄联邦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斯捷尔秋克等一大批军政高官相继落马。

　　这其中不乏普京的亲信，例如，谢尔久科夫是普京圣彼得堡大学时期的“学弟”，斯捷尔秋克曾是普京的同班同学。正如俄官方所言，在俄罗斯持续反腐斗争中，已没有不可触碰的官员。

　　其次，推动有利于反腐败的改革，没有政治条件也是很困难的。

　　比如宏观的、顶层的权力结构设计和改革，司法体制的改革，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怎么落实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条件，我们要必须触及。改革推进到今天，腐败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文化现象，但反腐败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

　　任建明说，其实过去一些年我对反腐败的信心越来越耗散，但这一年时间里，我的信心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