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消费习惯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无酒不成席”“无宴不饮酒”（尤其是“慷公帑之慨、结私家之谊、损大众之利”的公款大吃大喝）等恶俗陋习，被“酒场中人”视为好客、尊敬、大气、能量的象征；精打细算、俭省节约的理性消费，却渐为人所鄙弃。

    所谓“感情靠酒来表达”，衍生出“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所谓“接待就是硬道理”，衍生出“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全为本单位”；所谓“吃点喝点不是罪，不揣腰包无所谓”，衍生出“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当然，也有人被风气裹挟，随波逐流或无可奈何地“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大吃大喝，取悦了上家，便宜了自家，埋单的却是公家，最终损害了大家，败坏了国家！一位业内人士曾坦言，官场酒风是酒业的“风向标”，领导干部喝啥酒，官场就流行啥酒，市场投机者就会借机大肆炒作，从而疯狂抬高其价格。君记否？前些年600元一瓶的茅台最高时曾被炒到2400多元，不到1000元一瓶的小拉菲曾被炒到8000多元，1982年的大拉菲则从一万元“飙”到六七万。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马克思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消费过度与疯狂浪费。奢靡之风一开，随之而来的就是理想之河的干涸、信念之墙的坍塌、精神之树的枯萎，事业的衰败与政权的倾覆就此肇始。夏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笑之以为乐”……商汤灭之；商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竟作七日七夜之长饮……周武王灭之。玄宗贵妃日日“水陆珍馐数千”，皇亲国戚们“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一个好端端的“盛唐”就在这般饕餮靡费中衰败。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抄家时，仅抄出的金酒杯、金酒盅、金酒缸，就不下17000两，可以想象明廷是如何垮掉的。曾经锐不可当的八旗兵，后终日“居家弹筝击筑，衣绣策肥，日从宾客子弟饮”，再也不能披坚执锐了。古罗马帝国的贵族们以“太多的财富和过分的奢侈”毁掉他们“祖宗的习俗”之时、苏联“共产主义贵族们”争先恐后地涌入特供店大肆抢购之时，衰亡的种子就此萌发了。

    当年，从毛泽东的简陋窑洞与国民党要人的别墅、彭德怀的降落伞改做背心与国民党将军的毛料服、林伯渠的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与国民党高官的金丝镜……对比中，斯诺发现了共产党独特的“东方魔力”，断言这是“兴国之光”。从延安毛泽东用自种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鸡“宴请”与重庆蒋介石用800大洋“款待”的比较中，陈嘉庚断言“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人心的腐败乃是最大的腐败！当得知全国一年公款宴请竟达200亿时，胡耀邦同志曾痛心地“骂娘”：“……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正是为政不清廉，才导致“酒瘾月月添”，助推“酒价年年涨”。今天，“八条规定”施行，酒价应声下跌，恰恰佐证了一位酒业老总的话：是公款吃喝推动了酒业“超常”发展。就此而言，禁止奢侈吃喝乃每位公职人员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基本的职业道德。

    “节俭好比燕衔泥，奢靡如同堤决口。”目前，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切勿忘记：我们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体；切勿忘记：粮食紧平衡、环境硬约束、资源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切勿忘记：我们的人均GDP还在世界百位之后，我们还处在“发展中”。今天，针对公款吃喝等奢靡之风，已经出台了细化、具体的明文规定，关键是强化执行、监督与惩戒的“刚性”，防止“柔性”“弹性”，尤其要揭穿“隐身衣”的把戏。把它作为改进作风的一个突破口，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保持党群干群同心同德的有效途径，作为践行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经常抓、长期抓，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从而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有效净化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从不摆阔，公务旅行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住便宜的标准间，衣着从不讲牌子。我们有什么理由非奢侈不可呢？有消息称：我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原因之一就是饮酒过量、陪酒过多、敬酒过勤。因此，无论为了自己与他人的身心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和美与社会的平安和谐，还是为了工作与事业、为了自身与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了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抑或为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为了有限的经费与资源……我们都应自觉地涵养节俭之气！恤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强底气、接地气、聚人气。

    （作者单位：静安区人民防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