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吹响“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冲锋号，坚持“虎蝇齐打”，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上至权力中枢，下至基层组织，约20余万官员落马。从实际效果看，这场反腐败风暴形成“中央高度重视、百姓高度关注、贪官高度紧张”的新气象，不仅创造了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美好愿景的廉政拐点，而且彰显了执政党反腐倡廉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坚定性，有助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坚定人们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自信。然而，对于党领导开展的这一正义斗争，国内外都有不协调的杂音，甚至是无端的质疑。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些困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错误认识作出回应。

    第一，权力斗争论。近日有海外媒体对中国反腐败斗争说三道四。权力斗争论就是这些耸人听闻的观点中较为蛊惑人心的一例。他们想象力丰富，牵强地将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与“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挂上钩，甚至“善意劝告”：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这种观点颇具轰动效应，却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极少数贪污腐化现象，就颁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防止重蹈李自成覆辙，中央决定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出于对邓小平同志所言“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的深刻认识，立案审查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在内的一大批腐败高官。这种前所未有的非选择性反腐是党一以贯之的自净行为，而不是权力斗争。它鲜明地表明党惩治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论什么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决不是空话。

    第二，拖累经济论。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腐败“润滑剂”理论后，社会上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腐败斗争不利于经济发展。从表象出发，这种错误观点在国际上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颇有市场。煞有其事的是，前不久有国外研究报告称，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将“至少导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损失可能会有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国的经济规模”。在国内，有人与之唱和，将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力度过大影响发展”、“查办腐败案件影响发展环境”。这是一种完全错误和极端有害的论调。从短期看，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实体经济某些特殊方面，比如官员的公款消费会大幅下降，畸形的奢侈品销售额遭受重大冲击，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投资项目会相应减少等。问题是，这些靠腐败支撑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决非是健康的经济体所应有的东西。作为一种主动式的改革方式，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将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营造出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第三，运动过头论。对于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最初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腐败运动，不会持续很久，琢磨着“这阵风什么时候过去”。但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风暴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愈刮愈猛，有人发起了“慈悲”，表现出别样的“焦虑”，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搞过了头”。最能反映这种错误论调的典型事例，莫过于社会上有干部感叹“官不聊生”。在中国，当干部尽管不可能像有些商人那样发大财，但却有着固定职业、稳定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何至于到那般地步？实际上，感叹“官不聊生”的背后，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反映某些干部价值观的错位，多少显得矫情。古语曰：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干部始终保持清正廉明，既是严格遵守从政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自身角色必须担当的政治本色。当前有干部感叹“官不聊生”是个好迹象，说明随着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推进，官员“痛苦”指数飙升，一些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了，群众期盼更高、从政标准更严、肩上担子更重、承担压力更大。

    当前中国正处于腐败与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的战略相持阶段。作为决定着反腐败胜负的过渡期，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敏感期。在此阶段，由于传统廉政理论的解释力不足，人们对反腐倡廉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基于对事实的客观判断，反而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感性认识或切身利益诉求。在这样的廉政生态下，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或特殊利益诉求的群体甚至个人，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为腐败制定价值判断标准，并根据自身感性判断来代替合理的反腐议程。因此，出现各种奇谈怪论自然不是什么怪事。

    当前中国掀起反腐败风暴的重要价值不在于惩治了多少贪官，而在于重建执政党政治生态和治理结构，打开反腐败战略机遇期的窗口。在此意义上，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不被各种别有用心的危言所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反腐败斗争坚决进行到底。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南通廉政研究中心）